赖永海:人的自觉与以人为本
发布人:Admin 发布时间:2014-11-20  浏览次数:509

摘要:郭沫若说:孔子的最大贡献是“人的发现”。此谓春秋以前,“天命”主宰一切,天神思想是思想界的统治思想。是孔子“发现”了人,提出:“远天道,近人事”,“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把思想界的视野从“天”拉向人,拉向现实的人生。孔子的人学思想对于后来儒家思想、中国佛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孔子 《论语》 仁者爱人 人的发现 以人为本
  徐馆长、方书记、董教授还有杨教授,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有缘参加这样一次盛会,这么一个论坛,这次给我们的题目就是读《论语》,谈谈自己读《论语》的一些体会、一些想法。我选的一个视角就是《论语》中孔子对人的自觉理念以及孔子人学的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应该说从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一个特点就是从重天转到重人。也就是思想界的视线从天转向人,而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孔子。所以郭沫若对孔子有一个评价,说孔子的最大贡献就是人的发现。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指在孔子之前,包括夏、商时期应该是一个天神信仰的时代。也就是当时的天命是主宰一切的,天不但是自然界众神之首,也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立法者,甚至宇宙的秩序、万物的生长、王朝的更替、军国的大事都听命于天。这个倾向后来慢慢的有所转变,而到了孔子,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就是《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把眼光转向人,特别是转向现实的人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发现了人。当然,这不是说以前的人不知道人,而是说以前的思想界就主流倾向来讲,还是在天,关注天,听从于天命,而孔子开始出现的这个大转折,开始把眼光转向人,转向现实的人生。
  当然,客观的讲,远天道,近人事也不是完全从孔子开始的,在孔子之前,比如说管子,管子实际上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他说,“霸业之所始,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管子的原话。到了后来,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就是天道那是很遥远的,人世、人道是很近的事情,是可以捉摸的,天道是不可捉摸的。到了《诗经》,当然《诗经》成书于春秋,但是其中的诗是很早一直以来就有的。《诗经》里面实际上已出现了一些怨天、骂天、恨天的话,也就是说,孔子所以能够把眼光,把他主要的思想集中到人、把眼光转向人,并非凭空而起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有其思想背景的,前人也做了一些铺垫。
  所以就“远天道,近人事”这个思想倾向而言,孔子他是一个代表性的转折者。而前人为他这种转折,是做了一个铺垫。而孔子实现这个转折体现在《论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说应该把眼光、把视野放到人,放到现实的人生,而不是天道鬼神。而在孔子的《论语》里面,其人学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次论坛讨论的主题,即“仁者爱人”。
  对于“仁者爱人”,我认为,论语中所说的“仁者爱人”,就相对于以前思想界把眼光集中到天命、集中到天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孔子当时所讲的“爱人”,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注重“差等之爱”,此如《中庸》里面所讲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也就是说,孔子所讲的爱人,是有差等之爱,我发现董教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要批判这个观点,我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要让董教授来批判的。通过讨论,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淡入的了解和理解,因为是论坛,来点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董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待会他对这个问题会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讲仁,实际上我觉得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说把眼光转向人之后,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人学体系。这就为后来儒家的人学体系奠定了一个基础,甚至说构建了一个框架。而这个基本框架,我把它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亦即主要谈论:第一,何谓人?第二,怎么做人?第三,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如果仅就《论语》而言,他还没有涉及到“何谓人”的问题,因为“何谓人”实际上就是对人的一个界定,人的本性是什么。但是《论语》对人的本性,它就谈了一句“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大体都是相近的,但是环境啊、经历啊,就会使每个人在后来有很大的差异,他对“性”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而对人的本性进一步探讨的是亚圣孟子。孟子他就把人界定为是有仁义礼智四端的禽兽。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个就是仁义礼智四端,禽兽没有这个四端,人有四端。所以如果说孔子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入探讨,孟子他就主张人性是善的,而这个“善”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善恶的善,而是优于,这个观点是张岱年的观点。这个是几十年前,我听他课时讲的,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性善,包括后来荀子的性恶,这个善不是说善恶好坏的善,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优于,优于什么呢,优于禽兽,优于动物。优在哪里呢,优在人有仁义礼智四端,而禽兽动物没有。中国文化它是偏重从伦理的角度去谈,而西方是比较从理性的角度去界定。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到了孟子,他就对“何谓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界定。
  后面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孔子在《论语》中都谈到了,特别是怎么做人,可以说是整个《论语》的核心问题,也是整个儒学最核心的问题。“怎么做人”我把它归结为一个中心,三个关系,一个中心就是以人的自我修为为中心,这里面包括孔子所讲的“为仁由己”,包括《易经》里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就是说自己的不断修心养性,不断的去涵养扩充区别于动物的、区别于禽兽的仁义礼智四端,把它慢慢的跟动物、跟禽兽离得越来越远,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这个方面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要自己不断地提升心智,提高心境,自强不息,刚健自强,这个就属于人学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靠自己。第二个实际上就处理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家庭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我认为是儒学也是孔子在《论语》里面已经非常深入和比较系统接触到的三个问题。人际关系实际上《论语》里面有个话是非常能够概括这个思想的,也就是曾子概括的忠恕之道。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有人对忠好像非常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忠的本意是尽己之谓忠。你对朋友、对同事、对单位、对国家、对民族,你能够尽己所能,竭尽全力,这个叫忠,本来就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东西。但是后来有人把忠和忠君连到一块了,所以把这个忠变成好像负面的东西很多。实际上忠的本意就是对自己而言,你能够竭尽全力,尽己所能,这个就是忠。而恕就是谈相互关系,推己及人曰恕,也就是在《论语》里面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个原则,现代可以说是一个普适原则,也被公认为一个普适伦理。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地区,不管什么国家,不管对什么人都适用的。习近平近几年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你要求别人不要做的事,首先你自己不要做;你想要别人做的,首先你自己做到,实际上就是将心比心,也就是设身处地,这个就是恕道,应该是人际、人跟人相处的最普遍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可以说是超时代的,也可以不存在什么局限性,直到今天它同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家庭关系也是儒家、特别是《论语》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论语》的头篇《学而》篇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本立而道生”,也就是整个儒道、整个孔道,如果它是一个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它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孝悌。这个孝悌立起来了,整个道他就形成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孝这么重要。实际上如果从儒家思想发展来讲,他在整个古代社会几乎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整个古代宗法社会,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是个大家,如果你连孝都做不到,那么对于国家、对于社会也很难做到忠,所以孝悌是最根本的。而家庭在整个古代社会,我把它称之为细胞。也就是如果家庭不稳定,整个社会,特别是小农经济社会,特别是宗法社会,它就不可能稳定。而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很大的因素就是家庭的稳固。而家庭的稳固的基石就在于孝悌,所以只要家庭存在,孝悌这个原则就是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伦理,当然在今天它同样具有非常深的、非常重大的意义。
  最后一个就是人跟社会,包括跟国家,跟民族的关系,这点实际上你如果读《论语》的话,感受会非常的深。孔子他的用世、济世之心是非常强烈的,他就曾经大声疾呼,“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他一生中到处去游说,想让他的政治主张得到实施,他亲自率很多弟子,到处游说,四处奔波,所以后来《史记》里面给他描写的“斥于齐、逐于宋、困于陈蔡之间”,司马迁评价他“累累然若丧家之犬”,这个描写也许不是很正面的,但反映了孔子积极用世的强烈愿望,非常想为社会、为国家做出他自己的贡献,实现他的政治主张。
  像中国这么一个几十个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疆域的国家,到现在一直是这么个大一统的民族共同体,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并不多。而能够有这个局面,实际上儒家文化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儒家文化这种担当精神,这种社会责任感,在平时也许看不出来,但是真正到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精神会起非常巨大的作用。因为儒家的这种精神文化,它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复兴,应该提倡、应该挖掘和弘扬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精神要素。所以这一次习总书记提倡的“四个讲清楚”,我是非常非常认同。它确实是整个民族复兴,包括我们走自己路的非常好的一个理论的、文化的一个根基。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样论坛,对于怎么深入的去挖掘、去传承、去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我就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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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书名的来由

《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得到两点概念: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
  《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来源:南京图书馆2014